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韩钢（作者简介：生于１９５８年，湖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在党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二卷）等。为当代成就卓著的中青年学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对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民间化，它的判断、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更为史学界注意，国外反响也比较大。我将这些研究动态大致归纳为以下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一、陈独秀问题
二、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四、西路军问题
五、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六、朝鲜战争问题
七、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八、反右派运动问题
九、"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十、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十一、七千人大会问题
十二、"高饶事件"问题
十三、"四清"运动问题
十四、"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十五、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
十六、"第一号令"问题
十七、设国家主席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十八、"九一三事件"问题
十九、粉碎"四人帮"的问题
二十、中苏关系问题
《往事》编者的话：历史的叙述脱胎于神话传说。在各种文体中，只有神话的自圆其说不容置疑，因为它不必在现实中求证。在蒙昧闭塞的远古时期，它往往被用来证明统治者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亦使族群获得认同。我们从官方史学的论述中，仍可辨认出这类远古的遗迹。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这类有关权力起源的神话，既然打着历史的招牌，就不得不在求证中受到考验，结果可想而知。从历史上看，为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学一次又一次地涂抹历史（从“开天窗”到“换头术”，从吹捧“处理决定”到赞扬“平反决定”），每次都要加盖上“历史决议”的封印，为历史规定标准答案，好像如此一来，历史就会以最称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来。结果常常是墨迹未干，就又不得不拆开重来……
造成如此尴尬局面，官方史学有两大难言之隐。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缚，它面对的是一脉相传的家族，虽然路线方针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恶功罪朝夕径庭，叙述起沿革，史家却只能“装修”，绝不能“新建”——“装修”也得小心，“承重墙”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时代的挑战，文明日进，知识普及，信息共享，传统的封闭思维及手段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显而易见，官方史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对它的要求。它现在的功能与其说提供记忆，不如说提供遗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它自己被边缘化，被遗忘，陷入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与官方史学的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独立研究的兴起。这一兴起是前瞻性的，它反映出更深层更广阔的历史潮流：思想领域的开放以及独立思考的权利。相对于“政治上正确”，独立研究更在乎历史真相；相对于“历史辩证规律”，它更关注寻常的逻辑；它的判断并不建立在高深的历史目的论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的良知之上。与其说它想建立一部能自圆其说的历史，不如说它开放了这一领域：有共识，却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并且随时准备容纳和探讨不同的观点和新的发现。在这里，“说法”一次次被质疑，“结论”一次次被颠覆，引起关注、探索和讨论，真相不断地大白于天下，历史被重新发现，重新叙述……我们从韩钢教授的文章中可以体会到这一众声喧哗的生动局面。
我们感谢韩钢教授，他使我们了解了这一领域独立研究的进展。恢复历史的公正有赖于独立研究者们的努力，而只有在历史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实的公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一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重新作出结论，一些长期被定论的历史问题在高层领导人及相关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下重新得到评价；二是中共历史的研究出现民间化趋势，从主流意识形态剥离出一个民间研究的学派，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以外，对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从来不提，从来不讲他一九一五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从来不反映。只讲李大钊、毛泽东，李大钊的作用重要。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
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汉奸”的帽子。“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国时报》，有人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但是没点陈独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伍平是谁？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该文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肃托精神来的，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公审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讲苏联的托洛斯基分子，后一部分讲中国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据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开始陈独秀没说话，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这个事闹得中共很被动。《新华日报》还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毫不讲道理地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独秀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独秀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独秀“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不仅说陈“汉奸”毫无根据、子虚乌有，而且相反的，陈独秀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日的言论和主张。《毛选》原来的版本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注释说托陈取消派是说托洛斯基分子、汉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就是原来托陈取消派是日本汉奸，是根据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错误结论得出来的，等于就给翻过来了，这顶帽子就给摘掉了。
紧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叛徒”，一个是抽象地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就是说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关到国民政府监狱，做了叛徒。他一共被关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来的，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因为陈独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脑机关或其他机关遭破坏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一度邀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几年的中国托派领袖。关于“托派”的帽子，从苏联解密的文件来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带价值判断的话，陈独秀肯定是托派领袖，他确实当过几年托派领导人，后来因为托派内部矛盾，也被开除了。最后剩下的两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笔墨官司打得非常多，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影响很大，自动参会的人每年都在增加，这个研究会包括相当一批研究党史的人，大家纷纷为摘掉陈独秀最后两顶帽子打笔墨官司。陈独秀研究会还办了一个内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缔了。
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突破更多，这是由于苏联的档案大量被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给陈独秀扣帽子的时候，说陈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比方说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叫三大让步。其实这些事件的经过非常复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而不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独秀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给陈独秀摘掉了一顶帽子——右倾投降主义，保留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但仍有研究者强烈批评这部《简史》：为什么还给陈独秀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经把它摘掉了，在他们编写的中共历史著作中，已经不再说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连“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提了。这个笔墨官司没完，现在还在打。
陈独秀研究步履艰难，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有关。八十年代出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下两卷），一九八三年《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在南京监狱写的诗）。有关领导人就警告说“对陈独秀的宣传不要过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时，党史界的精神污染列为第一号的就是这两件事，说为陈独秀评功、摆好、翻案。
陈独秀研究会除了研究陈独秀问题外，对当代中国历史包括现实政治和社会有很多尖锐的议论。它有个内部刊物，很多人在公开的媒体发表不了的，都在那里发，针砭时弊的言论很多，后来还上了网。这就触怒了某些人，这恐怕是这个研究会被撤消的关键原因。陈独秀演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陈独秀到现在为止不能平反，有人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铁键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北京东黄城根的五四纪念浮雕，是贻害子孙、误人子弟的一个东西，在那里面居然没有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两个最大的头像是李大钊和毛泽东，连陆宗舆、章宗祥都有一个小头，居然没有陈独秀！这是反历史的。但实际上学者的研究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热点，还在不断的有文章，主要就是争取最后摘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彻底平反。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团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当时在苏区已经有一些反特、肃托的呼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李韶九带了一个连的人，到当时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让他们交待谁是AB团，手段非常残酷。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事态越来越扩大，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主要就是毛泽东干的，毛是许克祥第二。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历史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教员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赣南老区搞调查，发现老区人没有不知道AB团的。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关于富田事变的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种观点是维持原案，认定事变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是个冤案。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选为全国党史研究会理事，有机会接近研究会顾问萧克，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指正。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亲身经历过历史，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江西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终于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调查，专门调查“富田事件”问题。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整理出AB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领导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又查阅大量材料，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AB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学术界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都应该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因为某些人的干预迄今没有。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实际是十日凌晨两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然转移，先行北上，脱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领导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军还差点交火，后来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是：这天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吕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吕黎平拿到这个电报以后，就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把它抄在了一个烟盒上，然后向毛报告。毛泽东等决定晚上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吕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
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发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来当事人批评。吕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二是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讲的。毛泽东原话是这样说的：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接着毛对叶剑英说，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里毛讲的是叶剑英写了一部著作，与密电问题无关。什么著作呢？后来，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发表文章说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军委扩大会批判彭德怀，这部著作其实是根据会议精神写的一篇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但是，长期以来以讹传讹。
这个笔墨官司从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当时，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二○○四年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学学报》发长篇文章《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反驳范硕。朱玉、王年一认为指责别人想“翻案”，总得有“案”；如果确有其“案”，肯定会记载在有关的决议或历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一系列文献中，同样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认为有“武力解决”密电的研究者，主要依据是个人回忆，朱、王的文章对这些回忆，特别是对同这个电报直接接触的六人（张国焘、陈昌浩、朱德、徐向前、叶剑英、毛泽东）的回忆，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泽东的回忆有两处，一处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国焘路线”时毛泽东的发言，毛说叶剑英将密电偷来给他们看，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有一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人的谈话，说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前一个发言说张国焘电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一个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当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可见，后面的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迄今仍争论不休，成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三个方面军会师以后，有一个总的行动方向，就是按照联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国际路线，让红军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据地，毗邻苏联，在西北造成一个抗日局面。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无暇东顾。斯大林的意愿是，苏联远东地区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希望中国的红军牵制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而中国红军也可以通过这条途径，从苏联取得物资援助。为什么要北上？就是这个意图。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打通远方”。宁夏战役计划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这个意图，所以，当时的方向是宁夏不是陕北，准备到宁夏去，就是准备过河。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在调动军队，想在黄河以东把红军全部解决了。
十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原准备渡河的红三十一军南下阻击，终因敌众我寡，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一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成了孤军。开始还让他们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北是马家军的天下，马家军有正规军三万，民团八万，一共是十一万，敌我力量悬殊，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份，中央军委就提出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组成西路军，让他们西征，以一年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这才是西征的开始。最后整个西路军全部失败。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陈云和滕代远到星星峡去接西路军的时候，二万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但是西路军浴血征战、兵败河西，长期以来却被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破产的一个标志。《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注释就是这么说的，各种中共历史教科书当然也是这样说的。
八十年代，研究者对这一历史结论提出疑问，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丛进教授最早写了文章。长期以来，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认为这个口号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背道而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大量文献档案表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整个战略部署的主要环节之一，而不能与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划等号。因此，河西部队从北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到改为西进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完全是执行中共中央战略计划的结果，是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部署、指示，而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这时西路军还没有失败，中共中央也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怎么会有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呢？显然，这是后来对稿子整理补充时所加。
至于西路军的失败，也谈不上是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原因非常复杂。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敌强我弱，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图援应没有援应，丧失了作战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没有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中央军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据地缺乏起码的客观条件，河西走廊这个地方一无好的地形，二无群众基础，更谈不上武器弹药的接济，一个狭长的地带，四周是荒漠，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不能灵活执行军委指示，从长征中违背中央决定、极力主张南下的一个极端，跳到机械执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个极端。举一个倪家营子战斗的例子，是一个最惨的例子：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同马家军血战二十多天，终于突围出来了，但是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陈昌浩激烈争论，最后不得不服从陈的命令。结果部队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再度被马家军包围，待第二次突围出来时，西路军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将文章《“西路军”疑》报送邓小平，邓小平批转李先念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报告，给了陈云。陈云同意李先念的说明，让他把这个说明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并送中央档案馆存档，请邓小平批转中央常委，邓小平批了两句话：“赞同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党史界争论很大。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发表了朱玉、丛进的一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引起高层指责，有关部门下令收回这一期刊物。有一种观点仍然认为，西路军和西征就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有人写西路军是“奉命过河”。李先念看到后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信，质问“奉命，奉命，奉谁的命？”几万册全部印好的书将那一页全部撕去，改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电视文献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连》，把西路军的来龙去脉介绍得非常清楚，对西路军的历史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反映。不久，香港凤凰电视台也连续五次访谈西路军的问题。当然，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西路军的失败，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军本身也有问题，在处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有失误。
这个问题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突破比较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高华教授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来源于公开的文献、回忆、著述，没有内部档案。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他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跟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是“抢救运动”，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几乎都把帐记在了康生的头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对“抢救运动”负有不可推脱的重要责任，但毛泽东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而且是整风运动的领导人，难道对此没有责任吗？有研究者指出，在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是不能突破的，极力把康和毛摘开，相反去强调“抢救运动”后期毛“发现了问题”，使得运动及时刹车。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党校教育史研究组”著、中央党校王仲清教授执笔的《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一书，说的是党校，实际上也部分反映了当时整个延安的情况，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的讲话。这本书只印了三千册，还是内部发行。
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是当代历史、中共历史研究进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原因在于档案的解密。从七十年代开始，相关国家陆续解密档案，首先是美国、英国。九十年代初俄罗斯档案也大量解密，这使得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也开始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比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收入了部分相关文献，军科院编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来传》，披露了一些材料。
还有一个原因，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冷战成为历史，冷战史便越来越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共识的看法认为，冷战开始的标志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冷战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鲜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进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缘起的研究。以前大陆传统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匪帮首先发动全面内战”。其实在国外，这种观点一开始就被否定，现在中方的学者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了。中国专家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这个问题要从雅尔塔体系讲起。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东西方战胜国对法西斯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空间进行填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专家认为，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朝鲜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满意这样一种格局，他要完成朝鲜半岛的民族民主革命，当时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没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鲜劳动党酝酿了一个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断跟斯大林提出这个计划，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愿意跟美国人直接交手，因为他知道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就不是南、北朝鲜的问题，而是苏、美之间的问题了。朝鲜方面曾经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赞同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同样也不赞成朝鲜对南朝鲜实施军事行动。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同朝鲜代表会谈时表示，这种军事行动尚无有利的形势，同时中国军队也在忙于国内战争，难以他顾。的确，1949年秋天，中国国内的战事还没结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更不要说台湾问题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变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实施解放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迄今为止还缺乏权威的文献档案揭示。一些研究者作了观点并不一样的分析，其中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为重要背景的见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访问苏联的毛泽东经过同斯大林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苏联归还中国的旅大海军基地和中长铁路。旅大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按照条约归还中国后，苏联海军远东舰队显然需要寻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由于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会使得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这个分析和推论，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不过，在金日成看来，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还能有二话吗？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尽管毛泽东一开始还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证实后，毛泽东当然只能赞成而不便反对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事情的真相在国际上早已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注释，说法不同于过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没有涉及战争爆发的原由。《毛泽东著作选读》当然是官方出版物，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的说法也就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不过，官方尽管向事实靠拢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虑，却无论如何不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是中国的研究者个人，把这个国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诉给了国人。
一九九七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创刊号，发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承担出兵援助任务，从而停止了原定这年解放台湾的计划。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史料，对朝鲜战争的真正来由作了详细交待。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传的高层人物分别批示，有关部门约见杂志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负责人，《百年潮》杂志更是挨批、作检查，差点没受处分。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由来，在国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国内最有水准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这本书本来想在内地出版，但未获批准。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还被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点图书，书名稍有改动，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外一本书，其中内容也涉及朝鲜战争，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杨奎松教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就是前面介绍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评估，这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第二个问题比前边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的胜利”、“国际主义的凯歌”的结论外，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看法很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整个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后既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获得什么，其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主要对中国来讲，付出远远超出了获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做简单的比例估计，最好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看“得”得在什么地方，“失”失在什么地方。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三个方面即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军事方面：整个抗美援朝争，中国志愿军兵员损失共计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人，包括阵亡、负伤、失踪、因伤病致死四种情况。志愿军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是二点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个人比一个美军，损失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美军。经济方面：中国消耗的作战物资五百七十余万吨，支出军费六十二亿人民币；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设想，一九五一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要从一九五〇年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结果不仅没有降，反而涨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四，影响和挤压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同时使得中国更多地在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和东欧。政治方面：最大的代价就是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了，因为不可能实施原来的作战计划。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已经准备放弃台湾了，对蒋政权表示失望。当时第七舰队已经开回夏威夷了，朝鲜战争一开打，美国第一个行动不是出兵朝鲜而是派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最关键的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中国。
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比较久了，从八十年代一直争论到现在。官方有一个结论，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归纳起来，可以概括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完全按照当年那个调子，全盘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没有错，失误在于过急，开始过渡的时间提前了，过渡时期的时间缩短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学术界看，相当多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曾经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治上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自己反复强调过，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将要实行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执政以后不到四年，毛就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而放弃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想，结束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毛为什么放弃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设想？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多看法。
一种看法说，毛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构想完全是一个策略，他从来就不准备真正实施。理由很简单，因为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要成为执政党，需要有一个赢得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和拥护的纲领，新民主主义就是为了这个实现目标提出的一个策略甚或只是口号。一旦目标实现了，策略就可以放弃。
第二种看法，归结为外部因素影响，即来自苏联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压力。斯大林、联共中央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在斯大林看来，毛这些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用斯大林的话说是“半个铁托”。这给中共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共执政之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共执政后所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原因。中共的工业化战略，效仿了苏联斯大林模式，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挤压农业、轻工业的方针，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种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统统纳入计划的轨道，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改造。
第四种看法，是认为毛自己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设想原来的确是一个战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后毛开始变了。导致毛思想变化的因素有三点：（一）国民经济在三年时间里迅速恢复，比原先估计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实现了经济恢复的目标，这使毛觉得既然经济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复，经济的改造也可以更快地实施；（二）中国公、私营经济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个倒置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私营经济的比重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营经济则占到了三分之二还多；（三）一九五一年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的兴起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毛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走集体化道路的要求和愿望。
第五种看法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从而忽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还比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是一种“二元论”，一方面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两者在逻辑上发生抵牾；再比如，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强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忽略物质基础这个最根本的条件。这些局限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五二年，根据就是这年九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毛的讲话也已经公布。但是，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从模糊到愈来愈清晰的渐变过程。从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初露端倪。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材料，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原来认为中国应该搞“新资本主义”，到1948年这次政治局会议前一直是这么说的。到这次会议，他不再提“新资本主义”了，反而批评“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他肯定中国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意味着他根本不会搞“新资本主义”。毛的思想发生这个改变，原因恐怕在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时，中共武装力量准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能够进行决战，当然是双方力量对比有了重大变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是困难重重，认为中国很可能要走一段联合政府的道路，跟国民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比重会非常小。到这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可以完全独立执掌政权，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义了。
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对刘少奇不满。一九五〇年，刘少奇对东北局有个批评。东北局要把老区的互动组提高一步，要削弱、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刘少奇认为高岗他们违反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毛当时没有表态，据簿一波的回忆，高岗说刘少奇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毛就批给了陈伯达，当时毛的表情是面露愠色，但是没有说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个关于长治地委报告的批语。长治地委的报告和山系省委的批语跟东北局的政策主张是一样的。华北局和刘少奇都认为山西省委的这个批语是不对的，刘少奇还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说它违背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回，毛没有沉默，批评了刘少奇。他找了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刘澜涛，说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早期也有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通过简单的协作分工，也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刘、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最近这几年最大的争论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绳在湖南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题目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认为毛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并且最早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没有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反而染上了某种民粹主义的色彩。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物质基础极大丰富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代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后来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穷过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实际上就是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绳的发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引起广泛反响。
第一个出来批判胡绳的是沙健孙。沙健孙说胡绳的意见，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沙认为，胡绳提出的与历史决议、邓小平论述相左的观点，不仅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沙说：“事实告诉人们，不是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等在搞民粹主义，而是指责毛泽东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了。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从此，赞同和反对的意见打了好一阵笔墨官司，声势不凡，以至惊动高层，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了结。
官方只承认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而发动运动本身是“必要的”。这是邓小平的基本估计。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争议。一个最大的争论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实际上民间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万人。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全国没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严）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统战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二十七人，改正了二十二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五个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有人调侃说：“为了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派运动。”
还有一个争论的问题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是不是就要“钓鱼”（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的看法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整风运动就是要“钓鱼”，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证据。朱正先生则认为，毛一开始是要整风，要鸣放，到后来他觉得形势不对，才改变了，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个人倾向于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态是比较高昂的。为什么呢？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长期不相信中共会搞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搞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过他比四九年解放还要高兴。另外一个，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事务。本来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的时候有明确的分工，斯大林明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事务由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由联共负责。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不仅介入了欧洲事务，而且在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赢得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过，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不会发生，不是没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来波、匈那样的七级台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过一句话，叫“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后来整理发表时删掉了。可见，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来，异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风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渐感觉事情起了变化。一是所有的舆论全都是批评，这其实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评意见。一时间，报刊、电台和各种非中共人士的座谈会都是批评，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气氛，就像是“一边倒”。二是民主党派主要不是提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是提制度问题，认为主要是制度、体制有弊端。这就跟铁托的观点一样，铁托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斯大林问题的发生的主要不在于斯大林个人品质，而是制度出了问题。民主党派也认为这个制度是一个过分集权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民主党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论中还涉及到中共执政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比如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远不是毛认为的仅仅是作风问题，他没有想到。特别是五月中旬以后，言论愈来愈激烈尖锐。高校学生也动员起来了。比如北京大学“五一九”大字报，非常厉害。当时有一个谣言，说毛已经坐不稳了，快要被赶下台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章。文章才明确表达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两个星期的整风、鸣放，然后就开始收网，反击“右派”。
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成果也很多。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不做更多介绍。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六个数字。第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但是只统计了一九六〇年减少人口一千万。第二个是中科院的报告的数字（这个报告我没看到，是别人引用的）。大概是一个关于国情问题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人口，讲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减少人口一千五百万。统计口径大于《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个数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曾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统计的口径更大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万。第四个数字来自国防大学教员丛进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减少人口四千万左右。这个统计口径与中科院的报告一致。第五个数字是来自金辉的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万。第六个数字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统计的。科尔是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他提供的数字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减少人口两千六百八十万。
需要提及的是，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蒋正华教授和科尔教授的研究作了比较。他发现科尔教授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之间存在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李认为按科尔教授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为两千两百万（两千一百五十八万）。李还认为，蒋正华教授和科尔教授所依据的资料都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取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教授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仔细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我个人对二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有一个材料是半公开的，就是信阳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个报告收入了国家农业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一书中，报告列举了两个县的材料，一个是正阳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一万八千人。信阳事件出来以后，揭发的是八万人，同原来报的数字相差三倍多；另一个是新蔡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三万人，以后复查，揭发出来的数字是接近十万，相差两倍多。报告还列举了嵖岈山人民公社（这是闻名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数字，嵖岈山公社最初报告死亡六百人，复查的结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取一个相差四倍的平均值来推断的话，也不止两千万。当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艰苦的考证和调查，从多方面去统计，如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卫生部门的疾病死亡统计，民政部的救济统计等等，更不用说政府统计部门。几个方面的数字互相作参照。再说，当年统计的数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个也很难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三年自然灾害”是一个沿袭了很长时间的说法，当年说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叫做苏联撕毁合同，增加了中国经济困难；一个叫做“三年自然灾害”。
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一百二十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这个统计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全国气象状况一共可以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个统计是非常扎实的，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对这个结论，也有研究者不同意，并且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李锐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跃进”亲历记》，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只出了一个上卷；一个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两卷，但是这个书排版、校对一蹋糊涂，质量很差，几乎每一页都有错误。《庐山会议实录》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一九八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内部发行；一个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个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两部书绝不是简单只是他凭记忆写出来的，里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大跃进”亲历记》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历次中央会议和某些小范围内的讲话、谈话、插话都披露出来了，相当完整。《庐山会议实录》就更不用说了，用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和文献。所以，庐山会议其实是比较清楚了。
庐山会议的历史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毛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说是因为彭德怀没有保护好毛岸英，毛迁怒于彭。这个说法恐怕站不住脚，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证明。有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当时纠“左”有一个根本的底线，就是“三面红旗”绝不动摇。从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他虽然纠“左”，但是始终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多次说过对于那些“动摇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讲。所以，毛的纠“左”绝对是有限度的。其实，毛上庐山开会之前，会议期间，已经看到很多材料批评和指责“大跃进”，比如江西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的材料、中央国家机关讨论人民公社决议的材料，那里面有章伯均、罗隆基、龙云的 言论摘录，龙云说得很厉害，说“天安门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长城”。毛对这些材料实际上早已不满。
还有研究者认为，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态度，对毛有很大负面影响。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兰波拉采夫农业合作社发表演说，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指农民觉悟）。结果是大家生活都想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的演说，讲的是苏联的历史，实际上批评的是中国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马上报道了，这个记者好象就叫索尔兹伯里。毛对苏联的看法是特别关注，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创造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国走出一条跟苏联完全不一样的路，树立社会主义的正统旗帜。有研究者注意到，苏联官方报纸一九五八年一年没有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只有《共青团真理报》有一个报道，对于人民公社则一篇报道都没有。这个时候出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毛当然很恼火。他认为国内有一批人跟苏联人呼应，跟美国人呼应，跟党外的这些人呼应，一齐向他示威。这是毛要批彭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线”，攻击我的“大跃进”，攻击我的“三面红旗”了，我当然要反击。